牡丹在唐代因其富丽堂皇，百花之中亦受欢迎。宫廷御花园，大臣府第，文人居所，无不争相采购、种植，欣赏其风姿。较有规模之庵观寺院莫不寻觅名贵品种种植牡丹，用以彰显其知名度，招徕贵宾以及一般施主。盛唐之际，牡丹被誉之为国色天香，实至名归，决非偶然。安史之乱后，盛唐之“万国衣冠拜冕旈”之盛况未能延续，然欣赏牡丹，用美术或诗文歌咏牡丹已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。“出门俱是看花人”也成为文明之标识，生气蓬勃之文化传统活动。
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，无论绘画、诗文，无论陶瓷、雕刻、织锦，仍争相以牡丹为题材，实属必然。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，也可能折射中华大地再现盛世之渴望。宋代诗人陈与义有《牡丹》七绝：“一自胡尘入汉关，十年伊洛路漫漫，青墩溪畔龙钟客，独立东风看牡丹。”即为确证。
我们也应注意到唐代诗词对牡丹的热情歌颂，还有宋元时期，文人因国势衰弱，蛰居江南，或流浪岭南，对牡丹产生了难以言喻的一种苦恋情结。
清明、寒食、重阳等等皆为古代节令，故有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等名句流传。而花开花落虽随节令而异，而以“牡丹时”作为时令称谓则属于颇为特异的事例。诸如欧阳炯《三字令》之：“春欲尽，已迟迟，牡丹时。罗幌卷，翠帘垂。”又曹邍《[玲珑四犯]被召赋荼靡》：“天气乍雨乍晴，长是伴，牡丹时节。”
明明“被召”填词的题材是荼靡，作者依旧要再点明是牡丹时节，这说明牡丹在作者心目中已占有了十分特殊的地位。明白这些道理，瓷器上频频出现牡丹饰纹的原因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了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牡丹在洛阳、菏泽等地迎来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国众多观光者，另一方面上海等大城市纷纷大规模扩展牡丹园地。当今，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，倡导全世界共同繁荣，共同飞跃之中国梦。目前中国之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，居全球第二位，文化艺术则渊源绵长，影响深远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孔子学院即为明证。目前中国观赏花卉之风尚已不亚于当年盛唐时期。
以上海而论，有时某一公园仅仅一天之中，看花人竟达二万以上。当然，百花齐放，不仅牡丹一花独放也。
我们不能忽视在“出门俱是看花人”的同时，美术与诗文也出现了许多品题花卉佳作。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作品编印出版，使这一中国文化史上新篇章保存下来，既可供后人作为史料研究，也可在国际上作交流。
据《文汇报》载：“上海博物馆近一次大型文物展览‘丝绸之路’上，有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凤穿花纹兽耳罐既见于国内，在海外亦有发现。土耳其托普卡比宫藏品亦有相似的牡丹纹大罐，日本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、印度等地，也曾出现类似兽耳大罐的踪迹。”由此可见，欣赏牡丹之风早已与唐代文明同时传播于世界各地。去年法国画家以油画牡丹参展汤兆基美术馆之牡丹画展，亦非偶然，自有其绵长之历史渊源。
改革开放之初，文艺方面就有大型舞蹈《丝绸之路》，既是反映盛唐之景观，也是中国人民内心为祖国繁荣昌盛之歌颂。《丝绸之路》之“花”乃荷花，那是题材做决定的。丝路所经诸国以崇尚佛教者较多，寺院中佛像均以坐于莲花（荷花）宝座之造型为主。
如今牡丹再次成为我国文艺之主要题材之一，有其必然因素。汤兆基先生擅长书画金石，多才多艺，所画牡丹为国内外推崇，我认为与中国之飞速发展亦有内在之联系。当然，我们提倡一带一路，愿与世界共同走向繁荣富强，不仅仅提倡百花齐放，我们正在营造万花竞艳的美好世界，所以从世界各国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樱花，睡莲、郁金香、蝴蝶兰等等。我们游览风景区时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均有繁花如锦，异彩纷呈，应接不暇。
其中牡丹不仅在中国为流行，品种亦多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乃是不争的事实。汤兆基先生所画牡丹曾多次出版画册，获得盛誉。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：一是现实生活。他多次亲临洛阳、菏泽，细心观察各种牡丹之千姿百态，复于海湾森林公园汤兆基美术馆外，辟地二十万平方米，种植牡丹，风晨月夕，就近欣赏其风采。二是名师传承。他研读李叔同之诗文、白蕉之书法，钱君匋之篆刻等艺术，传承其人文精神，故所画牡丹能收形神两似之效果。三是重视研究古代有关牡丹之文物。不仅周昉之《仕女簪花图》，历代瓷器上之牡丹纹饰亦作精详之分析与考证，乃有其独到之领会。故造诣独高，并非得来全不费工夫也。
